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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5卷 3期
刊出日期：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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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治理与农村综合改革”笔谈
项继权 贾 康 王金华等
2015年12月8日，由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中国县域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县域治理高层论坛”在桂子山召开。来自民政部、财政部，香港、吉林、浙江、江西、四川、湖北等地区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文选取了几位主题发言文章构成本期笔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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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崔 晶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基层公务员在政策执行时常常出现“非自主性理政”的状态，这主要表现为无功而返的执行、不得已的执行和无可奈何的有限执行行为。这一“非自主性理政”现象的出现与基层政府自身的组织条件和外部的制度、技术环境紧密相连。通过对某乡镇政府的案例分析，本文尝试提出，基层政府自身的“自由裁量权”与“行政追责约束”之间的张力，人力、财力等组织资源匮乏的情况阻碍了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上级政府的官僚层级压力与政策法规在地方的低适应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困难；此外，民众的多元诉求与政策执行效率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着基层政府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精细化、中国行政体制的分层治理以及基层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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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脆弱发展：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新范式
李雪萍
新发展主义基于文化自觉，主张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型发展范式。在反贫困路径选择上，新发展主义反思发展主义，并为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研究提供参考。先发地区一般采用“先导式发展”路径，基于自身优势，强力推进发展强项，连片落后地区难以遵循此路径。脆弱性交织是连片特困地区的区域特质也是其发展的陷阱。突破发展陷阱，需要寻找到最为脆弱之处，从最弱处着手，反脆弱，从而促进发展，即反脆弱发展。反脆弱发展是指针对区域脆弱性并以此为出发点，以农牧民生计为轴心，促成复合生态系统良性耦合的发展。反脆弱发展是“外助内应”的发展，提倡社会优先发展，强调政府强力作为。反脆弱发展与以往的发展模式相比，它以是否减少了脆弱性作为评判发展的标准；它着眼于未来，注重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消减脆弱性，防患于未然；它强调人在减少脆弱性中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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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丁 文 冯义强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虽有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两种典型模式，但实际上两者均属于政府出资、政府经营、政府监管的“官办模式”范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存在法律规范缺位、主体地位缺失、流转形式单一以及底层逻辑缺失等问题。应从完善法律规范、实现主体自治、拓宽流转形式以及加深社会认同等方面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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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杨卫东
不同国企须界定各自功能，实行分类改革。商业类国企必须明确定位，确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理念，不再把社会效益放在同等地位，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坚守作为政府工具的角色，既要为政府创造与积累财富，又要防止野蛮扩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商业类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尽量不控股或持大股，通过参股的形式，既能激活民间投资，又能搭民企的便车，收获更多利润。如果商业类国企要想做大做强，其发展区域必须主要放在海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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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立场、收入多元化与银行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中国银行业实证研究(2000－2014)
雷 蕾1 彭孙琥2
本文基于中国50家商业银行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和系统广义矩方法，考察了收入多元化同银行绩效间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二者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多元化对国有商业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对其他类型银行影响并不显著；扩张性货币政策可以提高国有银行收入多元化积极影响，降低消极影响。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不能一味地提高收入多元化水平，而应该结合自身特点、货币政策立场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状况选择合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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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制度与社会发展
韩东屏
制度属于正式规则，即由组织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法规、体制、建制、政策、政令、纪律、规章等具体形态，它与非正式规则即习俗和道德相比，除了有制定性这个根本特性外，还有强制性、权威性、清晰性、程序性等特征。作为通过统一人的行为以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从总体上说，制度不仅有要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行为规定，还有与之配套的哪些行为会受到惩罚和哪些行为会受到奖励的行为赏罚规定。正是这样的结构，使社会制度同时成为一种社会赏罚机制，可以以强力实现对人的行为的指令。制度化社会赏罚总共包括三种类型，即法制性赏罚、行政性赏罚和体制性赏罚，这些赏罚的实质是对利益的给予与剥夺。正因为制度有很强的社会赏罚功能，而人又是怀赏畏罚的理性人，所以，在社会中绝大多数行为者在选择行为时，势必会选择按制度规定可能获赏获利的行为方式，而不会选择其他行为方式，更不会选择按制度规定必然会受罚受损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顺着制度导向进行活动的态势。有效的制度安排将人们的活动激励到与社会目的相一致的方向，推动社会按既定目的平稳而持续地发展，且日益兴盛；失灵的制度安排则将人们的活动诱逼到背离社会目的的方向，不仅不能推动社会按既定目的发展，反而致使社会陷入混乱与离散，逐渐走向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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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公德治理的几个问题
薛 惠
社会公德治理作为道德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社会公德严重缺失的背景下，由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携手合作并采取有效措施对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和行为问题进行克服和消除的活动。社会公德治理的目的在于建构起符合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使广大公民形成自觉的社会公德认知、现代社会公共意识和文明的行为习惯。社会公德治理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推进作用；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支持作用。现代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公德治理的根本保障；重视官德治理并以公权力阶层的德性修养带动大众道德价值的回归，是公德治理取得效果的关键因素；通过共享的熟人社区和自治性社会组织所带来的公德增量来影响陌生人社会，是公德治理的基本途径；思想文化系统的构建和思想文化引领，是公德治理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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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王先霈
实录和微隐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从历史叙事中产生，由先秦史家首创并得到后世众多史家继承，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和发展。实录包括如实表达欲叙之事和如实表达叙事者的理念，《春秋》更偏重于理念，有时甚至以观念代替实事，造成偏向。微隐包括隐晦和微婉，《春秋》的微隐有一部分出于扩展其适用性的意图，一味从中挖掘微言大义的阐释则助长了牵强附会的索隐之风。《左传》开创了叙事的微婉风格，其后成为中国文学叙事最突出的本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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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辑佚的学术规范与价值判断
金宏宇
辑佚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古今之间有同有异。现代文学的辑佚往往针对的是“集外”文，即作家自己或他人编有作家的单集或全集，但仍有一些文字散佚在“集外”，辑佚就是收集这些集外文。辑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中“发现的技艺”，存在诸多方法，首先是从判定报刊和佚文的性质入手，其次是追踪线索，还可由笔名而发现佚文，也可通过作品的广告去发现佚文。在发现的喜悦之中，更需要对辑佚的学术规范和价值层面进行“二重批判”，质疑、审思辑佚成果。有价值的辑佚学术实践已转化为一些不同的著述形态，如佚文单集、拼合型佚文集、佚文论等，都将有益于现代文学辑佚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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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饥馑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
张堂会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蓬勃兴起，固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宣传召唤的结果，也自有其酝酿发酵的现实土壤，其中灾荒与饥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许多左翼作家的人生轨迹都与自然灾害相交织。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形式多样，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无所不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体现了左翼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左翼文学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一方面强化了左翼文学与乡土中国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灾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唤醒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加速了中国左翼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左翼文学的多维发展，使得左翼文学囿于乡土中国的经验描述而忽视了自身的现代品质与艺术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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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分子改造与乡村镜像重构——论建国前后小说对乡村社会组织化的想象与书写
黄荣华1 黄晓华2
从大生产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对传统乡村社会的改造，使其逐渐严密组织化。如何改造落后分子并将其整合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是乡村社会组织化的核心问题。建国前后小说通过对乡村社会组织化过程中落后分子改造的书写，重构了乡村镜像。通过强化落后分子的劳动观念、阶级意识以及集体认同，新社会将这些边缘人物成功改造成符合阶级利益需要的劳动者。这种想象与书写一方面折射出崇尚男女平等、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则迎合了新的社会制度关于乡村社会组织化的政治构想，存在将社会复杂形态简单化、对立化的想象，人物描写及其转变呈现出概念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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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辛德勇
在西汉时期所谓巫蛊之祸这一事变当中，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事发而不得不发兵反叛，最终兵败自杀。后世学者，论及此事，多谓此事纯粹出于江充陷害，太子据并未行用巫蛊。前此我撰著《制造汉武帝》，提到太子据应是确实施行了这一巫术，很多读者以为拙说不能成立。本文就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以供认真关心这一事件的学者或历史爱好者参考。文章首先指出，在西汉时期，只要不以天子为祝诅对象，巫蛊并不违法；《汉书》客观记载了从太子据宫中掘得桐木偶人这一基本事实；所谓江充之奸，不过充分利用了汉武帝因求长生而无法容忍他人对其施行巫蛊的心理，从而达到清除太子据的目的，而汉武帝后来对这一事件的“感悟”，不过是意识到他自己流露出来的更换太子的意图，是促成巫蛊之变的重要原因。然而，不仅汉武帝，甚至直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朝廷，一直认定太子据犯有对天子行用巫蛊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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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1716—1859)
欧阳哲生
1860年以前，俄罗斯东正教向北京派驻了十三届传教团，它在中俄交往中扮演关键角色。为了管理驻京传教团，俄国方面制订了一套管理制度对之加以规范和督导；传教团在京拥有教堂、房舍、墓地和土地；传教团汉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北京研究，搜集与北京相关的材料与情报，这些构成他们“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迄今中文研究成果较少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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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医风：明清医者画像中的理想形象
冯玉荣
本文通过明清医者的画像、像赞，探讨医者如何从一个草泽铃医的形象，转变为融会自我认知与社会标准的一代儒医。明清科举时代，儒者入仕是为人生正途，由儒向医多是谋生选择。儒者习医从医之后，并未改其儒家本色。身穿儒服，交往高士，吟和诗文，中道清逸，是不少医者崇尚的生活方式。上医医国，救世安身，医书传世，知名医家多以儒医同道作为医者之最高境界。本文收集医者画像，图文互证，尝试从一侧面更为形象化地揭示明清儒医的容样风骨。画像虽不完全，但可见“其貌清癯，心存仁术，志好儒书”已成为其时医者推崇的理想形象。医者以儒风示人，反映出儒不仅在职业上是效法的对象，也是为人处世、自我定位和社会评判的标准。医者的儒道医风，显现其专业声誉与社会地位的关联，而此种趋同的代价是医者放弃自身之职业识别。医者画像，在一定程度上是医、儒在社会身份上难以界分的佐证。此种情形，在其他职业阶层中也有显现，这反映出在科举社会之中儒士阶层的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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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研究——基于人口变动、经济发展和国际比较的视角
苏丽锋 孙志军
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探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内人口变动趋势、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所处的背景条件，并对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达到的普及水平给出了基本判断。我国各地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差异较大，2010年有8个省份已经普及，9个省份基本普及，而还有14个省份没有普及，如果按照各地发展目标来看，到2015年有18个省份达到普及水平，其余省份处于基本普及和未普及阶段。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会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创造有利条件。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大部分省份的高中阶段教育发展处于适中的水平，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角度看，与世界各国的普及过程相比，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总体上正由落后转向超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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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德育教材中儿童德育境遇的转变及其伦理困境
孙彩平
本文通过对1981年以来6套小学德育教材的分析，揭示其中体现的儿童德育境遇的转变，并深入分析各阶段的伦理困境。德育教材中的“好儿童”内涵、主要德育资源与设计思路，是决定儿童德育境遇的三个关键因素。从思想品德教材时期到品德与生活(社会)教材时期，小学德育课教材中儿童的德育境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好儿童的内涵从“‘五爱’”转变为“过好自己的生活”，在德育过程中儿童由“聆听榜样故事”转变为“学过自己的生活”，教材设计思路由“聚焦儿童良心及其审查机制的建立”转变为“关注儿童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这两种德育境遇都包含着各自的伦理困境：前者为无思、无我、无生活，后者为自我中心的伦理立场、技术化的生活理路以及功利论的道德逻辑。认识到这些局限性，是深化德育课程与教材改革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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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身体：中国礼文化的具身认知观及其启示
叶浩生1 黎晓丹2
身体不仅是文化的符号或载体，也是文化实践的实施者。中国礼文化，在历史上其影响的力度深远、范围广泛。礼不止旨在使君子的德心良知扎根于身体本身，更是在建构社会伦理制度的过程中使礼本身蕴涵的人文精神产生对全社会人类心智与行为的教化作用。本文从具身认知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礼文化进行心理学的科学剖析，揭示礼的具身含义，为中国本土具身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构建与研究取向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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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公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届青年编委征集启事
文科学报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影响力位列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第5名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一文引起学界关注
学术信息 | 王敬尧教授等《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本刊2016年被四大文摘转载75篇次
本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6年)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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