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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64卷 5期
刊出日期：2025-09-27
1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笔谈)
夏立新 董泽芳 涂艳国 洪早清 刘清堂 雷江华
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强调“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高屋建瓴地擘画了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要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师范大学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阵地，要在教育强国战略中勇立潮头、勇挑重担、勇争前列，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的学科优势，不断创新教育理论、模式和方法，不断探索实践进路，在知行合一中提出面向未来的路径思考与战略建议。华中师范大学聚焦“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师范大学何为”的时代命题，深入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落地见效，持续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取得突出成效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面向教育强国建设和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重要使命，教师教育还需要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彰显中国特色、构建完备体系，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本刊特邀六位专家学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围绕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展开笔谈，以期贡献智慧和力量，为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添砖加瓦。
2025 Vol. 64 (5):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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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适合的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制度设计
冯建军
“适合的教育”是一种以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前提，以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它是因材施教的新时代表达，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适合的教育”以学生为本，以尊重学生独特性、差异性为基础，以学生的自由选择为关键，以激发学生优势潜能为目的，以教育公平为保障。 “适合的教育”需要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设计多样化的课程供给制度，个性化学习制度，多元化、发展性的学生评价制度，开放、灵活的弹性教育制度，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支持体系。
2025 Vol. 64 (5): 3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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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类和地球的未来：生态文明教育的时代使命及深化路径
岳 伟
生态危机是人类自身的危机。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教育的参与，生态文明教育是化解生态危机和促进人类文明转型的重要力量。与服务工业文明的现代教育不同，生态文明教育是一种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新型教育形态。为了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未来，生态文明教育把坚持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塑造地球公民、培育弘扬生态文化作为时代责任和价值使命。生态文明教育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构想要遵循未来引领和现实谋划相结合的理论逻辑。生态文明教育是面向全球的教育，深化生态文明教育还需要坚持全球思考与本地行动相统一的行动框架。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建设、加快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创新生态文明教育方法、扩大生态文明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是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举措。
2025 Vol. 64 (5): 4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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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精英高等教育的价值转向与实践策略
陈 亮
新精英高等教育不同于传统精英高等教育，是新时代推动人民享有美好生活与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更是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开放包容、兼容差异的高等教育理想类型。实践中，受传统精英高等教育比较逻辑的影响，“工具为用”成为当下高等教育的价值偏好，易在成功心态裹挟下陷入数据主义与优绩主义的泥潭。新精英高等教育则遵循价值向善的终极关怀，以公共理性的共鸣关系为立足点，将“目的性”善、“过程性”善与“结果性”善的价值正义贯穿始终，秉持他者性、公共性与包容性的价值取向。为重新构想高等教育与未来社会同频共振的新的社会契约，新精英高等教育需要以关注人的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为抓手，强化价值善念，构建良性有序的治理生态，在交往世界中保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多态性，实现铸魂育人与驱动社会发展的有机协同。
2025 Vol. 64 (5): 5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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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治理、“私力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秩序建构——基于乡村视角的中国经验研究
陈军亚
暴力是人类社会中“最古老的社会控制形式”。国家对暴力控制的处理方式，型塑着国家的不同形态和秩序模式。传统国家时期的政治团体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国家的暴力控制也是分散的、地方化的。现代国家要在制度上将领土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所有单位纳入一个单一的政治中心。暴力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强制力，归属于现代国家的单一政治中心的控制。传统中国自秦以来逐步实现了“地方暴力的国有化”，建立了皇权对暴力的集中控制体系。但是，这一集中控制体系未能进入乡村社会内部，未能实现对社会暴力的控制，从而未能为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支持。以血缘性组织为载体的宗族武装、地缘性组织形成的匪贼武装、土地所有权基础上自发组织的地主武装、土司领主制度下的“地方武装”等社会暴力形态长期存在，形成一个国家权力控制之外自我调节并破坏社会秩序的“私力社会”。这些有组织的暴力既是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威胁，也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他们不以反抗国家为组织暴力的首要目标，但他们是国家的威胁。国家对社会暴力的控制能力及秩序供给能力不足是社会暴力长期存在的原因。这一原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暴力治理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实践逻辑。加强对社会暴力的治理，重心在于建设国家主导的社会秩序，让国家规范而不是社会私力成为秩序的提供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治理社会暴力有三条实践路径：一是控制或消除“国家之外”威胁秩序的暴力力量；二是加强国家对社会秩序的法治供给能力；三是建设国家主导、社会补充型的秩序供给格局。
2025 Vol. 64 (5): 6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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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激活与精准效应：农村公共服务清单供给的价值叙事
陈浩天
农村公共服务清单的数字化转型以数据激活为底层逻辑，通过数据驱动、平台整合与智能终端奠定技术支撑。数据驱动了农村公共服务清单决策的精准执行，平台整合则有助于打破部门信息孤岛，推动公共服务清单资源有效性分配，智能终端则为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技术加持。在形成普惠性智慧网络的基础上，数字技术推动了农村公共服务清单的流程再造，对农户特征及其需求类型进行精准画像，集成服务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清单供给效率。在数字化场域中，要打造涵盖基础生存、发展赋能和品质升级的农村公共服务场景。作为一种技术思维和价值叙事方式，农村公共服务清单的数字化程序压缩了时间成本，对清单供给进行了时间拆解和供给效率的增值。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清单加速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促进了清单资源的公平分配，厘清了清单制度与数字技术耦合的权责要求。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清单通过算法正义弥合了数字鸿沟，增强了算法协商治理的公共理性，再造了农村公共服务清单数字化供给的善治秩序。
2025 Vol. 64 (5): 7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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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塑造“中国”——试论中原中心形成的经济基础
孙庆伟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农业是影响文明兴衰的关键性因素。在距今万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栽培稻，中原和华北地区多个遗址发现了栽培粟类谷物的证据，相应地，聚居的原始村落出现，原始礼仪开始萌芽。在裴李岗时代(约距今8500—7000年)，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开始形成，人口增长显著，聚落规模变大，结构趋于复杂，聚落内部出现权力分配。仰韶时代(约距今7000—5000年)，农业进一步强化，财富、人口和权力不断积累，在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了众多以大型聚落为代表的“古国”，文明发展进入“天下万邦”的繁荣阶段。进入龙山时代(约距今4300—3800年)，中原地区农业生产趋于专业化、制度化和国家化，为中原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塑造了以“中国”诞生为标志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2025 Vol. 64 (5): 8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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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共治：晚清时期行会制度下行业治理的内在机制
彭南生
行业自治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行业组织的主要职责。晚清以来，行会在传统工商业行业自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行规的制定与执行是行业自治的主要手段，主客共治是实现行业自治的内在机制，年度大会是主客双方共同行使权力的制度载体，业祖崇拜与祭祀是维系主客共治的文化根基。主客共治制的延续与运行，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经济因素，是传统手工业经济发展不充分、阶级分野不明晰的表现，社会传统与文化习俗则为它提供了肥沃的历史土壤。
2025 Vol. 64 (5): 93-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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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的教育理念和“乐教”思想
王齐洲
子思《中庸》继承孔子儒学教育的基本教义，阐发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教育理念，将“诚”作为实现儒学教育目标的重要保障，以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从而揭示了“孔门传授心法”。结合出土楚竹书《五行》《性自命出》等文献可知，子思认为儒学教育是“人道”教育，目的是“教所以生德于中”。这里的“中”是指“天命之性”，“德”是指“形于内”的“五行”(仁、义、礼、智、圣)，实即本于天命的五种德性。“圣”德即是“诚”，人人具足，不假他求，故人人皆可为圣人。有“圣”德即为“五行和”，“和则乐，乐则有德”，“不乐则无德”。而表征于“乐”的“圣”德需要通过“乐教”来修明，儒家“乐教”并非单纯的音乐教育，而是培养君子人格和快乐精神的“人道”教育。因此，子思所提倡的“五行和”与“乐则有德”的“乐教”思想，不仅是对孔子儒学的新发展，也开创了儒学教育的新纪元。
2025 Vol. 64 (5): 106-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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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长篇叙事诗”的文体属性及其渊源——以三篇宫廷叙事诗为中心
吴怀东
唐代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流传至今不过数篇。《长恨歌》《连昌宫词》《津阳门诗》虽皆以真实历史人物唐玄宗、杨贵妃的行宫生活为书写内容，其故事情节却具有一定的虚构性。这三首诗虽然具有“小说”文体的某些因素——叙事性、虚构性，但仍然属于抒情诗的范畴，传统的“长篇叙事诗”概念不足以概括其诗学独特性。这种独特叙事诗的产生与中唐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尤其受民间文学与宗教说唱文艺的影响。在短小的抒情诗高度发达并从先秦以来已形成强大传统的文学环境中，这类长篇叙事诗在唐代也为数甚少，在后代文人创作中更未持续发展、广泛普及。
2025 Vol. 64 (5): 120-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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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典与东亚视野：海东《上林赋图》的“圣域”题咏事件
王思豪
中国文学元典《上林赋》经图像化为《上林赋图》，再因赋图由天朝“上国”传到海东“藩国”，海东文人参与到这个多“象”转换的历史事件中来。海东文人在品鉴此图时，以天下观念横观大汉气象、纵观华夏历史，推崇外邦“尊中国”理念，又因上林苑的“圣域”特性而品评圣上，歌颂尚武有为之君，批判崇文守成之主，形成与中原人截然不同的“圣君”观。《上林赋图》在东亚引发一次朝鲜西人党的集体题咏事件，成为海东文人从“周边”发出的抗争宣言。在中原王朝由明而清的政权更迭中，海东文人因“尊周思明”而走进代表尚武精神的“圣域”，又在清王朝定鼎中原后“因时兴灭”，无奈地走出“上林苑”，逐渐回归崇文圣地的“梁园”，沉酣藩国之乐，呈现出有别于中原趣味的独特景观。
2025 Vol. 64 (5): 129-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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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物理、物在——论自然美的结构系统
胡友峰
如何理解自然美的结构组成？这个问题始终是西方自然美学中颇具争议的问题，由此形成了从“物相”“物理”“物在”不同层面理解自然美的致思路径。物相指自然美的外在感性形式，也是主体感知自然美的最初路径，自然审美的“如画”模式从物相层面出发，关注自然对象的形式特征，重视自然美的感性外观，为自然美进入美学视野提供了思路。“直觉感官”“审美判断”“本真存在”构建物相的层次结构，弥合如画模式对自然本真形态的割裂。物理体现为自然系统运行中的各种客观规律，影响着外在形式的具象化显现。环境美学的科学认知主义将其作为“审美适当性”的基础，从而把握自然美生成的内在理数，为适当自然环境审美提供了方案。物在则指向自然美形而上层面的本源存在，自然是事物存在的自行涌现，也展现了人对存在的领会。海德格尔从此出发关注自然美的本真内涵，揭示了人与自然原初的生态关系。这三种观点都从单一视角出发理解自然美，虽具有合理之处，却未展现自然美的全貌。自然美是由“物相—物理—物在”层层递进生成的结构系统，对其理解应从单视角的孤立阐发转向整体性的系统解读，推动自然物性与人类诗性的交融，从而使自然审美走向生态审美。
2025 Vol. 64 (5): 136-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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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象为方法：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反思与能动性转向
尚必武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西方学界的“阅读方法之战”反思以“怀疑阐释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学批评，认为以跨学科性为特征的“症候式阅读”遮蔽和消解文本的主体性。鉴于当前文学理论或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单向性问题，有必要推动文学研究的能动性转向，即不仅要把文学视为对象，更需将之作为方法，恢复其作为“技术”的原初地位。文学不仅是被研究和阐释的对象化、客体化存在，更是建构世界、塑造世界、改变世界、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和介入现实的“非人类行动者”。化对象为方法，凸现文学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能动性，正呼应了伊戈尔斯通、菲尔斯基等批评家关于“文学为什么重要”或“文学之用”的重要命题。
2025 Vol. 64 (5): 145-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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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史学片论
范 军
受数字人文大潮的影响，尤其是受数字史学的启示，数字出版史学应运而生。传统出版史料的数字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亦存在诸多问题，而原生的新的数字史料更需要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并采取有效政策、办法加以搜集、保存和研究。数字出版史学还存在精英史学与公众史学的关系问题，数字史学的公众史学应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数字出版史学最终能否成学，尚需在出版历史的理论阐释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和大胆尝试。
2025 Vol. 64 (5): 159-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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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范式——基于“技术－文化－制度”模型
解学芳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数智赋能、数字文明主导的跃迁发展新阶段，遵循着从科技“工具赋能”文化到文化－科技“人机共生”的演进逻辑。数智赋能数字文化产业，既塑造了智算驱动与虚实联动的新图谱，也带来AI幻觉与生成式泡沫并存新困境——算法黑箱带来AI幻觉现象与技术霸权，AIGC生成式泡沫增生版权风险与主体性危机，新型虚拟沉迷与数智文化劳工风险加剧，算力危机和自主核心技术依赖风险增生。对此，本文构建“技术－文化—制度”理论模型，探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数智化发展新范式，遵循数字文化产业“自生、共生、再生”内在发展逻辑，基于“共治、共享、共建、共创”原则，建立多中心主导的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2025 Vol. 64 (5): 166-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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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实践路径
吕 鹏,
“智能社会”是具有高智力结构特征的低熵社会，充分体现在工作原理、社会场域、应用场景等方面。关于“智能社会治理”模式，目前存在两种认识：其一是“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即当前的模式)；其二是“对智能社会的治理”(即未来的模式)。开展“智能社会治理”，应统筹处理现实性、前瞻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继承当前模式(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的阶段性工作经验，另一方面应同步开展具有前瞻性的未来模式探索。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从“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向“对智能社会的治理”转型，我国开启了全国范围的实验探索工作，并在2021年公布了首批国家综合性实验基地名单，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实验探索。以武汉基地为代表，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探索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前瞻性治理之路：基于数字化、信息化基础，建设大型社会模拟器，超前构建智能社会有机体“副本”；基于大型社会模拟器，开展低成本、可重复、可撤销的社会模拟实验；赋能重点场景治理，输出高质量公共政策，并在实践中检验效果、优化提升；通过科学普及，强化个体认知与社会意识协同性。
2025 Vol. 64 (5): 177-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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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届青年编委征集启事
文科学报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影响力位列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第5名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一文引起学界关注
学术信息 | 王敬尧教授等《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本刊2016年被四大文摘转载75篇次
本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6年)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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