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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7卷 2期
刊出日期：2018-03-27
1
水资源跨域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关系研究——基于微山湖水域划分和山西通利渠水权之争的案例分析
崔 晶
作为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疏放式治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被保存并“遗传”了下来，这使得中央、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之间保持了一种既松散又关联的关系。本文基于地方水资源跨域治理的视角，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和国家(政府)与社会(民众)关系两条国家治理线索出发，通过对近现代微山湖地区水域划分和山西通利渠水权之争两个水资源治理案例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体双向多重构建过程。论文认为，在国家水资源跨域治理过程中，既有从中央到基层的疏放式管理(包括中央对地方调解式的向下分权与回应式的不告不理，以及利用乡绅、胥吏、民众等进行非正式管理)，也有从基层到中央的顺势利用；既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最终决定权的保留和中央权威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也有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对中央权威的亦步亦趋和调整适应。这一水资源治理的双向多重构建过程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也对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18 Vol. 57 (2):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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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事件中的体制护租：太湖蓝藻治理实践与河长制的背景
陶逸骏 赵永茂
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发生前后，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事态暂缓，并以行政手段和“河长制”等制度机制开展太湖治理。事件没有冲击地方发展，此后也未再发生同等规模危机，似乎取得了相应治理绩效，相关制度也获推广。基层政权何以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从而展现适应性和治理能力？通过实地参与观察与事件追踪呈现事件历程，并进行相关案例比较，可推想更具一般性的体制型态。发展衍生新兴问题，环境污染更属当务之急。地方经由对群众压力情境的权变回应、强制力行使，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层层分解，构成自我调适机制，并以“护租”逻辑形式在基层面对与缓解危机。
2018 Vol. 57 (2): 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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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包干”政策过程：从“一刀切”到“切三刀”
赵树凯
农业大包干的政策过程，是农村改革最艰难、最关键的阶段，历时三年。198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标志着这场政策争执落幕。在确立农民自主选择的政策原则之前，经历了三种政策形态：“一刀切”政策是指对于包产到户一律否定，持续时间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9月；“切两刀”政策是指分两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要搞，持续时间从1980年9月到1981年3月；“切三刀”政策是指分三类地区，即贫困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持续时间是1981年3月到1982年1月。这种政策变迁并非规划、设计、导演的过程，而是顺流而下、顺势而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步步紧逼，政府则节节退让。在政府退让过程中，高层领导内部不断发生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节制农民，甚至改造农民，有的主张顺应农民、追随农民。不同意见的交锋和演变，构成高层政策过程的三个清晰阶段，显示了1980年代农村改革高层决策的机制和逻辑。
2018 Vol. 57 (2): 1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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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的历史变迁及当代选择
李增元
治理单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活动和组织载体。在不同时期，它具有不同的外在形式。农村基层治理单元，本质上是区域范围内人的集合体，其核心是人。从历史上来看，农村基层治理单元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治理单元的设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基层治理单元承担着便捷管理、有效公共服务、促进人的发展、维持政局稳定、强化政权建设等多方面任务。各种任务性质不一，运行机理不同，单元载体也呈现出差异性，一个治理单元很难承载所有治理事务。基层治理单元的设置，必须考虑赋予该单元需要承载的功能及单元的自身性质，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质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人是治理单元的核心，治理单元是人的集合体的区域化、分割化与功能化。治理单元设立的目的是服务人，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人是社会实践性动物，作为承载人的活动的治理单元必然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灵活性，治理单元的这些特征本质上是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外在展现。
2018 Vol. 57 (2): 3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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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振兴县域经济的新思考
闫 坤 鲍曙光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显著下降，增速放缓，发展高度分化。县域经济既面临缺乏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县域生产要素外流和既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等问题，也存在区域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全面深化改革等诸多战略机遇。振兴县域经济亟待从理念、技术和制度三个层面破除路径依赖，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质量。在理念层面，县域经济发展要由速度发展向质量发展、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转变，要跳出“行政边界”，基于区域发展空间谋求发展。在技术层面，振兴县域经济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相结合，激发县域发展活力，合理处理招商引资和本土企业发展关系，增强县域经济内生发展动力。在制度层面，振兴县域经济要加强县域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推动省以下管理体制改革，在尊重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推动县域体制机制创新。
2018 Vol. 57 (2): 4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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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异质性、市场退出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空间有偏分布
魏 伟 杨 勇 熊 灵
本文利用1998－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首次对企业生产率空间分布的偏态性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有偏特征且随时间规律变化，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不同生产率水平的异质性企业在市场退出行为上存在差异。借助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本文构造了由222个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识别了影响生产率分布偏态性的经济地理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对于异质性企业市场退出行为的作用规律。相关结论为完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关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参数设置提供了实证参考，同时研究也表明在规划工业园区产业构成和实施研发补贴等区域政策时，需要考虑地区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偏态特征，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018 Vol. 57 (2): 5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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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社会的道德规范建构
龙静云 吴 涛
道德是法治社会的价值支撑与精神依托。道德对法治社会的价值和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体为“法治客体”弥补内在缺陷；道德自我强化公民的责任担当；道德法则为人们的各种活动提供约束机制和精神指引；道德共同体及其精神信仰为法治社会提供凝聚力。法治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建构具有三个向度：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向度；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化的向度；人的自身需要的向度。市场经济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包括：平等互利、自由竞争、诚实守信、全球责任；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基本道德规范主要有：以人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共享；个体维度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团结友善、自尊自律、知行合一、见义智为。
2018 Vol. 57 (2): 65-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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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的地方性共同体思考
骆 婷 韩东屏
地方性共同体是麦金太尔应对现代性挑战所作出的一种政治伦理思考。在道德缺失的政治现实中，麦金太尔认为只有地方性共同体才能拯救现代道德与文明。地方性共同体内嵌于一种给予与接受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其对人类依赖性的强调，加强了共同体成员对共同善的认同与追求。地方性共同体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拒斥和对共享思想的强调，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尽管地方性共同体是一个不甚完美的政治模式，但麦金太尔为现代性拟订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走向，这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2018 Vol. 57 (2): 7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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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与知识
许祖华
鲁迅的人道主义信念，主要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信念，这些信念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其基本内容是强调自我的人道主义修养；一种是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尊重人的各种合理的权利，反对各种不合理、对社会的发展与人自身的完善没有积极意义的权利。而鲁迅所信奉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人道主义信念，由于它们都能被事实或理论逻辑验证，因此，都具有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的属性。不仅如此，鲁迅的内向型与外向型的人道主义信念，还具有丰富既往人道主义学说的意义与价值。
2018 Vol. 57 (2): 8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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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初期《台湾文化》与鲁迅影像三题
何卓恩
抗战胜利后，刚刚回归祖国的台湾虽处在国民党政府主宰之下，却骤然兴起一股强劲的左翼文化思潮，其中《台湾文化》月刊对鲁迅的宣传和形象塑造堪称一个缩影。鲁迅影像的塑造，不仅体现了特殊情境下省内外知识精英群体在“祖国化”与“现代化”层面的文化意识的汇聚，而且还蕴含大陆赴台学人传播启蒙观念与本省文化人士表达愤懑诉求之间的微妙心理差异。此外，陈仪偏左的政治理念和事与愿违的执政困境，也是影响左翼文化思潮兴起的重要因素。
2018 Vol. 57 (2): 8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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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定居上海期间的杂文创作
黄 健 韩宇瑄
定居上海之后，鲁迅仍然十分注重杂文的批评功能，结合对上海都市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思考，对发生在上海都市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展示了他一以贯之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从杂文批评特征上来看，他此时仍然恪守了其一贯所倡导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价值立场、原则和标准，体现了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公共意识和批判精神，也即他此时的杂文批评总是善于将所针对的现象上升到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层面，透过现象看本质，剖析其中阻碍现代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各种要素，展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
2018 Vol. 57 (2): 98-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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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的媒介转换意义
孙淑芳
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意味着传播信息的媒介已经从小说转换为戏剧，而戏剧强大的传播功能，对于普及作为经典的鲁迅小说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关于如何改编，本文认为，戏剧改编在信息传播上越接近鲁迅小说原作，越有助于传承经典本色。鲁迅生前不仅赞成其作品被改编，而且深切希望能够将其作品真正传递到广大民众的心中，使大家都能从中得以深刻反省。因此，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首要遵循的原则就是以原作为基础，尊重原作。戏剧改编在演绎鲁迅小说上尽管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从以往丰富的改编实践来看，成绩还是十分可观的，这些可观的成绩说明，只要尊重原作且发挥戏剧的特长，鲁迅小说的戏剧改编就大有作为。
2018 Vol. 57 (2): 103-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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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虚词与郭沫若《女神》的审美效应
钱韧韧
郭沫若《女神》的文学史意义，主要在于极大地促进了新诗审美效应的现代性变革。这种变革与现代汉语虚词入诗有密切关系，改变了古诗的情感表达与思维方式，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汉语诗歌新的主体精神的高扬。特别是语气助词的大量使用，位置灵活，方式多样，充分体现了诗人“情绪的解放”，使其浪漫主义激情得以自由表达。大量虚词的入诗及合理使用，带来了新诗的跨行、跨节及各种自由体形式，形成新诗的对称、均衡与参差之美，推动了《女神》形式的变革。虚词伴随譬喻、引用、比拟、夸张、反复、排比等现代修辞艺术的运用，使《女神》达成了语义、形式与审美的和谐，激发了新诗雄浑豪放的审美新风尚。
2018 Vol. 57 (2): 109-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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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的单纯”达到“圆满的单纯”——革命话语作用下的何其芳诗歌创作
魏天真
何其芳的诗艺探索和诗风变化，显示出革命话语的传播接受如何强有力地作用于现代汉语诗歌的价值定位、阅读期待和批评标准。《预言》时期，何其芳的创作被指为“忽视和逃避”现实，主要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态度不符合当时革命话语的规范。《夜歌》时期的何其芳热忱追寻和接受革命话语，诗歌表达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以适应向民众传播革命话语的需要。颂诗时期，革命话语已内化为诗人的思想意识，其创作的整体风貌日益纯粹，表现出很强的时事性。他的旧体诗创作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革命话语被自如地嵌入其中。从青春期的自我“独语”，到对时代潮流的追寻，再到对新时代的赞颂，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历程体现出“由原始的单纯”到“新的圆满的单纯”的精神追求。
2018 Vol. 57 (2): 12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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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税收史研究中的“税”与“政”
朱 英
2018 Vol. 57 (2): 128-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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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权与税权的博弈——清末铁路货捐制度的形成及有限变动
马陵合
铁路货捐是清末出现的一种类似厘金的税收种类，其征收对象是铁路运输货物。因为征税权力的不确定性，作为铁路货捐征收主体的地方政府，既要面对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对路权控制和裁撤厘金的双重压力，也有因对子口税制度冲击而招致的外交上压力，更有来自铁路企业要求减轻税负的呼吁。相关各方出于不同的目标，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形成以路权与税权矛盾为核心的多方博弈。路权与税权的矛盾，源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征税权和铁路管理权的管理边界不明确。
2018 Vol. 57 (2): 130-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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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经征局的设置与州县财政改革
梁 勇
咸丰同治以后，随着三费、夫马、津贴、捐输等田赋附加与厘金的征收，州县在财政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清末推行新政，政府经费支出大增，增加税收，强化省级财政的权限，平衡州县财政收支成了当时财政改革的方向。本文主要以清代巴县档案为分析史料，详细地考察了四川经征局的运作实态，认为四川经征局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省级财政统筹和各类税收的稽征，有利于各州县的财政平衡，同时也削弱了州县的财权。
2018 Vol. 57 (2): 143-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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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儒商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以张謇和经元善为中心的考察
马 敏
近代以来，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动，中国儒商的人数有所扩大，并最终形成以张謇、经元善等人为代表的近代儒商群体。近代儒商力图将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工商经营思想相融合，培育出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商业传统——近代儒商传统。近代儒商传统虽仍以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为基本依据，但又融入了爱国、强国、商战、合群等近代思想因素，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较之于明清时期，近代儒商传统有着更为强烈的救亡图存意识，更加重视推广新式教育，更加强调缔造商人社团，实行商人自治。近代儒商传统对当今商业道德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重建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2018 Vol. 57 (2): 151-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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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西通识与古今通义
李建中 朱晓骢
大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元关键词，其义有三：经典义(《礼记》篇名)、学校义(相对于“小学”而言)和方法义(教人之法)。当“大学”与“university”对译之时，其三项原生义在中西通识的层面依次衍为三项再生义：元典精神、博雅精神和会通精神。“大学”从原生义到再生义的通变，铸成中国通识教育的古今通义：一是制度层面的“书院模式”，二是目标层面的“君子人格”。诠解“大学”的中西通识及古今通义，不仅可以揭示“大学”观念的“大道”之达、“大人”之旨及“大纲”之要，亦可发现“大学”实践在通识教育领域如何“通天下之不通”。
2018 Vol. 57 (2): 161-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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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薪酬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公平理论的视角
杜 屏 谢 瑶,
作为一种薪酬态度，薪酬满意度反映员工对薪酬的核心感受，工资制度改革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员工的感受，因而薪酬满意度一直是薪酬研究领域的热点。本研究在绩效工资改革背景下，从公平理论的视角，以2014年北京市六区县截面数据了解中小学教师的薪酬满意度的水平和结构，对教师期望工资薪酬差距、工资薪酬比较与其薪酬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薪酬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构建包含津补贴满意度的五维度教师薪酬满意度对现实有较好的解释力。在控制工资水平等因素的情况下，与公务员比较将显著影响教师的薪酬增长、津补贴和薪酬结构管理满意度；而与同学历的其他人比较则显著影响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满意度。此外，教龄和职称是影响教师群体薪酬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验证了教师工资水平、比较薪酬对薪酬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同时为改进教师薪酬制度、发挥薪酬的激励作用提供参考。
2018 Vol. 57 (2): 168-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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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家上学的合法化前提
段斌斌
在家上学能否合法化的问题，已然成为颇具争议的学术议题。从学理层面而言，在家上学吻合义务教育制度的创立精神，可以成为学校义务教育的有效补充。但科学性不强、社会性不足、可行性欠缺的“三重实践尴尬”，却成为在家上学的合法化障碍。因此，在家上学至少须首先提升科学性、弥补社会性并强化可行性，建构“学校—家庭—社区”相衔接的在家上学支持系统，以及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准入、服务、评价、监督与退出机制，方能进一步促成自身的合法化。
2018 Vol. 57 (2): 178-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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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公平并重：高等教育分流的本质含义及实现机制
张继平 董泽芳
质量与公平是高等教育分流的两大支柱，是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坚实基础。坚持质量与公平并重的高等教育分流道路，是调节高等教育供需矛盾、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的现实要求。质量与公平并重的本质是强调高校分类发展，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争创不同类型的一流；其深层含义是促进学生分类入学，按能力、兴趣和需要公平地赋予每个人应得的高等教育机会，让不同的学生成为不同领域的一流人才。质量与公平并重的高等教育分流主要包含三层意思：让不同的高校争创不同的一流；让合适的学生流向合适的大学；让每个学生独特的天性得到自由地生长。以质量与公平互促实现高等教育合理分流，需要确立各得其所的资源配置机制，建立因材施教的多次选择机制，形成各美其美的特色发展机制，构筑和衷共济的弱势补偿机制。
2018 Vol. 57 (2): 186-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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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届青年编委征集启事
文科学报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影响力位列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第5名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一文引起学界关注
学术信息 | 王敬尧教授等《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本刊2016年被四大文摘转载75篇次
本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6年)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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