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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8卷 6期
刊出日期：2019-11-27
1
70年教育史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与发展反思
周洪宇 刘来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展迅速，学科体系得到确立和发展，研究内容形成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活动史的三种“通史”体系。研究范式不断丰富与变换，经历一元单式和一元多式两个主要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思想·制度范式、现代化范式、叙事范式、活动·实践范式是推动教育史学实践丰富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范式。未来教育史学发展应加强自身的学科理论建设，进一步加强具体的教育史问题研究，不断发掘本土的学术传统，通过回归主体与主流的双重学术实践，逐步建立中国教育史学在世界教育史学界的学术话语权。
2019 Vol. 58 (6): 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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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回顾与反思
雷万鹏 王浩文
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体制变迁、人口变化等诸多因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分别经历了“布点建校期”、“调整过渡期”、“规模扩张期”、“撤点并校期”和“审慎调整期”五个阶段。透过70年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学校布局调整不仅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和人口变化的结果，其在引领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及教育变迁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学校布局调整既是学校地理空间分布的变化，也是教育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更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和调整，其根本政策价值是促进学生发展。伴随新型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学校布局调整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回归教育本源，遵循教育规律，通过制定科学的布局标准，建立规范的布局程序，推进学校布局调整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构建起城乡一体化的学校布局动态调整机制。
2019 Vol. 58 (6): 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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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通专结合培养模式的变革：历史省思与现实选择
张亚群 庞 瑶
新中国成立70年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变革，经历了从欧美通才教育到苏联专才教育，再到当今通专结合模式的曲折历程。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形成，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基于国家对人才培养需求而做出的选择，体现了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作用。通专结合培养模式的变革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选择，也是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具体实践。它适应了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9 Vol. 58 (6): 2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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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前瞻：中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70年
李 波 黄 斌 汪 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义务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首先介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历史变迁过程，并就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实施的各项义务教育财政措施的内容和特征进行梳理与分析；其次，从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2000年后“以县为主”、“新机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我国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充足度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义务教育财政非公平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地区间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减幅最为明显。未来义务教育事业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目前，教师工资制度改革进展缓慢，地方财力有限且对义务教育投入偏好不强，义务教育的长效财政保障机制还未完全建立。为此，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对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制度保障，健全地方税体系以支持义务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
2019 Vol. 58 (6): 3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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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治理70年：两大目标与逻辑演进
刘金海
70年前，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立了中国农村治理的两大目标：一是将农民从政治客体转变为政治主体，二是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土地改革至人民公社终结，这两大目标随着国家治理进程的变化而变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依次呈现出不同的结合格局， 有此消彼长之势，使得中国的农村治理曲折前行。直到农村体制改革才改变了这一趋势，农民成为了农村政治生活的主体，村民自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农村治理开始进入法制化和民主化轨道，朝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方向迈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三治结合，确立了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与此对应，农民作为政治生活主体与治理过程客体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何保障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权利和主体作用，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在理论上探索；如何实现农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有机衔接，加强农村治理与经济基础和社会机制的有机协调，也有待于继续关注和探讨。
2019 Vol. 58 (6): 4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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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与认同：村民政治参与的边界及转换——基于佛山市4个村庄村级治理的实证调查
刘义强 姜胜辉
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村民自治作为基层民主政治的中心内容，其有效实现取决于村民群众广泛的政治参与。然而，基于佛山市村级治理实践的调研发现，在参与规则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受到利益激励和社区认同双重条件影响，村民呈现出不参与、低度参与、积极参与或过度参与的多种选择偏好和参与形态序列并存格局，并体现出特定的行为边界和形态转换特征。利益激励强度和社区认同程度的共同作用，驱动村民政治参与边界形成与形态转换。利益激励强度由利益损益程度和利益依赖程度决定，社区认同程度则由血缘联系、群体互动和组织信任制约。在村级治理深化发展中，只有不断健全利益激励机制，强化社区认同机制，才能推进村民积极有序政治参与，保障村民自治有效实现。
2019 Vol. 58 (6): 5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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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政策试点的有效实现单元——以三省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试点案例为考察对象
姚锐敏 孔 浩
涉农政策试点工作中，基层改革单元发挥着地方政府与农民间政策互动的中介作用。实践证明，不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选择的改革单元或单元集合不同，推进政策试点的行政效率与自治效益水平也存在差异。以行政村作为单一改革单元，虽然政策试点执行效率高但农民协商议事与民主决策参与程度低；将改革单元延伸拓展至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层级乃至非建制的利益共同体层级，群众协商议事与民主决策得以有效激活但政策试点行政效率受到影响。因此，只有均衡行政效率与自治效益的单元才能称之为政策试点的最佳有效单元。对此，应尝试探索“多单元嵌套”的政策试点模式，在尽可能保证行政效率的基础上通过落实协商议事与民主决策增进改革的实质合法性。
2019 Vol. 58 (6): 6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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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分离改革下的村治困境与生成路径
李博阳 吴晓燕
政经分离被视为重构基层治理格局的重要变革，其通过划分社会自治与经济自治二元领域，有效避免了政经边界不清与侵权越权的现象，深层次地改变了基层自治的运作环境。但因社会自治与经济自治存在着载体、事务、主体、宗旨的差异，在两者分离后部分地区呈现出“经济自治强、社会自治弱”的治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村民自治价值的消解、民主的高度功利化以及治理能力的削弱。二元自治形态可由二元能力对比直接决定，而二元自治有效性则受分离度与互动性影响。为化解此类现象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有必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统筹作用、明确两类自治的权责关系、采取适时适度分离并完善社会自治体系。
2019 Vol. 58 (6): 68-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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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与发展
王清军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经历了形成、受挫和调整等三个时期。从应急管理再到形式法治主义的变革路径为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机构的实质合法化提供一种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框架体系。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双重领导”体制弥补了流域环境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和维持权力配置的相对平衡，但仍需结合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不断调整。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之间协作关系的规范化是“双重领导”机制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变革动力主要包括科层压力性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压力性机制保证了体制变革的适应性，公众参与机制能够促使体制变革保持开放性。七大国家重要流域生态环境管理局是国家生态环境部的派出机构，是部门规章授权且相对独立的行政组织，承担着统筹协调省级政府间共同协商制定相同环境标准，监督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有效履行，实施统一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活动等法定职责。
2019 Vol. 58 (6): 7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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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江保护法》立法目的之创设——以水安全价值为切入点
柯 坚 王 敏
立法目的既是一部法的价值选择及其展开具体制度设计的基础，也指导着法的实施。根据长江保护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选择，《长江保护法》应当将水安全作为重要的立法目的之一，从而在环境法律的工具性目的与价值性目的之间建立联系，为法律提供更为明确可行的价值目标，在立法结构和内容上形成逻辑的整全性和贯通性。作为《长江保护法》立法目的的水安全包含着三个价值维度：一是与流域人民群众健康相关联的饮用水安全，二是与流域城乡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关联的水资源安全，三是作为流域基础性自然生态条件保障的水生态安全。将水安全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法的安全价值的要求，也是国家环境义务的题中之义。为实现水安全的立法目的，在《长江保护法》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建立基础与保质性、预防与管控性、修复与应急性三类不同的制度，形成制度合力，全面保障长江水安全。
2019 Vol. 58 (6): 8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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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财政努力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研究——一个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胡洪曙 武锶芪
本文通过构建转移支付、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的基础模型并结合我国2008—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转移支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辖区内公共服务的供给，但该促进作用易被缺乏弹性的行政性薪金支出弱化。转移支付在提升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上存在着以财政努力为门槛的三重门槛效应，随着地区财政努力程度的不断提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增进效应也呈现阶梯性提升。因此，控制财政支出的可替换效应，加快构建与地区财政努力程度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引导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向民生领域倾斜是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环节。
2019 Vol. 58 (6): 95-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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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群体－行为－绩效”框架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研究——以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张传勇
相比由房屋产权衍生的社区利益关系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在当前租售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如何有效调动无产权的租房群体参与到公租房等社区治理实践当中，既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亟待突破的社区治理理论困境。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市S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以及居住群体特征和诉求等内容的调查分析，借鉴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构建了“群体－行为－绩效”(GCP)分析框架，即以社区居住群体特征为基础，明确群体的行为诉求，以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社区服务满意度为治理绩效评价指标，进而重塑城市新型社区治理逻辑框架。研究表明，虽然S公租房初步确立了社区治理结构，但针对居民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比较看重基层组织、认可市场组织、认同自我管理，要求建立社区治理网络平台以及愿意接受社区守则等诉求，社区治理当中还应充分考虑居住群体的行为诉求，在租购并举的住房模式下实现城市新型社区的善治。
2019 Vol. 58 (6): 106-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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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脑文本与语言生成
聂珍钊
脑文本是一种文本而非语言，它存储在人的大脑中。一般而言，借助人的发音器官进行口头表达和借助符号进行书写是表现脑文本的两种基本方法。口头表达即为语言表达，是人类传递信息和进行交流的最主要方法。通过符号表达即为文本表达，是人类进行交流的次要方法。文本可以转换成语言，语言也可以转换成文本。但无论语言或是文本，都是表达脑文本的方法。保存在大脑中的脑文本经过发音器官转换成声音，即生成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从脑文本转换而来的，都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由于语言是生成的，因此语言不是我们用于交流的工具，而是我们相互交流的方法。
2019 Vol. 58 (6): 115-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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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运用
黄永林 余 欢
智能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综合运用，实现人机高度交互与协作的新媒体形式，通过智能化媒介和智能化平台，实现信息生产、信息体验、信息推送、信息存储和信息利用等功能。智能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中的运用，一方面将突破人们对文化传播的认知结构，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更多元，传播形式更多样，审美体验更深刻；另一方面也将构建一种崭新的传播形态，实现裂变式传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变得更快捷、更高效、更精准。智能媒体技术通过建立更大的文化传播平台、刺激更广的文化消费、转化更多的文化资源，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传播和更高质量的利用。
2019 Vol. 58 (6): 122-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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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层视角下民间文学资源旅游开发优化研究——以黄陂木兰传说为例
陈 波 谢 端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的不断融合，民间文学愈发成为地方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重开发轻保护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如何在非遗保护的基础上优化旅游开发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吸收民俗学等理论，构建民间文学旅游开发的文化层模型，通过阐释民间文学的民间文化层、大众文化层和精英文化层之间的互动，探讨如何兼顾保护和开发，并以黄陂木兰传说为例进行分析，提出了开发认知、监督机制、群体合作和经营策略等优化措施。
2019 Vol. 58 (6): 130-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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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咏物词兴盛原因综论
路成文
宋代咏物词彬彬大盛。宋词咏物风尚的形成与演进，与早期词体娱乐应歌的文化功能有关，与宋初词人尚雅新风有关，与词人对于词艺词法的主动探求有关，也与咏物题材本身适宜于体物炼艺有关。但归根到底，宋词咏物风尚至宋末而趋于极盛，与特定时势下中国古代文学抒情言志、托物寄意深厚传统的重新激发有密切关系。
2019 Vol. 58 (6): 139-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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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验的理论自觉与小说美学——以王安忆小说理论为核心
顾金春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安忆基于对职业写作危机的高度警醒而较早建构自己的小说理论。她注重小说的物质部分，以逻辑严密性从经验写作的自囿中破开，赋予小说以独特标识与品格；她切入小说本体，把小说理解为心灵世界，使小说挣脱对社会功能的附庸而成为自足世界；她把思想理解为“小说的核”，认为小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家思想体积大小，思想要向纵深处推进以体现其深度。王安忆的小说理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不断超越自己，破解各种不可能，在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通往更大可能性和丰富性的路径与方向的同时，也成为当代中国以独特中国经验与中国叙事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的文学表征。
2019 Vol. 58 (6): 149-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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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文学研究的理论预设及其有效性反思——以“反现代的现代性”批评话语为中心
田文兵 赵学勇
由于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的冲击，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持续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范畴和价值判断遭到普遍质疑，探讨“延安文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左翼文学形态的“前现代性”和“反现代的现代性”成为学界热点。如果无视不同国家和民族现代性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忽略现代性流动、易变的特质，而是简单对照西方现代性相关理论来研究左翼文学，其阐释的有效性有待商榷。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系统中西交融，思想来源多元并行，构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现代性实践中的开放姿态。中国的左翼文学思潮，继承了现代新文化的价值指向，在现代理性意识的启发和引导下将底层大众的翻身与解放作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将宏大国家话语形态转变为具体写作范式，实践着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民族国家建构与大众启蒙传统。无论是从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还是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彰显，左翼文学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具有典型现代性的文学形态。
2019 Vol. 58 (6): 156-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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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期诗歌语言的基本形态及其局限性——以“广场”语象的分析为中心
张凯成
1990年代初期的诗歌语言在“转型”的社会语境中生成，突出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方面，诗人们的精神意识在社会语境的转变中陷入了困境，诗歌语言作为突破困境的方式，其“本体性”地位得到了重新指认；另一方面，面对转型的语境，诗人们的语言意识发生了内在的转换，形成“介入性”的表达方式，以此探寻着写作的可能性。但从根本上看，1990年代初期诗歌的语言存在局限性。首先，诗人们急于摆脱转型语境所带来的精神困境，预设性的前提造成了诗歌语言的“不自主性”；其次，由于诗歌位置的整体偏移，由“介入性”表达建构起的表达空间相对狭窄。
2019 Vol. 58 (6): 164-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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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70年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经验与反思
萧 放 贾 琛
回顾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历程，70年民俗学学科建设经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学科建设始终与国家社会需要密切相关；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学科理论的阶段总结与推进是学科方向的保障；始终保持以人为本的学科意识。论文并从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实践性与历史性、本土性与国际性、融合性与开放性四个方面讨论了新时代民俗学的发展方向。
2019 Vol. 58 (6): 172-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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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谜语的源流特征与文化价值
高忠严
民间谜语是人类口头的语言游戏活动之一，它采用暗射事物或者文字的方式供人猜测。与灯谜不同，它虽起源很早，但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它萌芽于春秋时期，宋以前主要是影射政治和社会情况，之后逐渐成为全民游戏的一种。两宋时期商谜和灯谜发展迅速，明代开始有了成熟的民间谜语，清代谜语则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现当代，伴随着民俗学科的兴起，民间谜语的搜集整理工作初见成效。在艺术特色上，民间谜语具有表现手法丰富、语言形式多样、内容构思精巧的特点，因此受到民众的喜爱而得以广泛传播。从文化价值看，作为一种语言游戏，民间谜语具有丰富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不仅可以启迪民众智慧、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还能丰富人们日常生活、开阔人们的眼界。民间谜语本身包含的各种知识也是地域文化的承载、民众集体记忆的表达，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
2019 Vol. 58 (6): 187-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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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首届青年编委征集启事
文科学报在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影响力位列全国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第5名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一文引起学界关注
学术信息 | 王敬尧教授等《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本刊2016年被四大文摘转载75篇次
本刊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6年) 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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